众所周知,一战结束后召开的巴黎和会,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转交给了日本,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。中国人认为自己同时成为了日本侵略行径和西方虚伪面孔的受害者。

那么,日本人是怎样看待巴黎和会的呢?

一、日本与美国的冲突

段祺瑞1917年下台后,北京政府并没有表现出要摆脱日本控制的迹象。美国驻中国大使保罗·S.芮恩施继续坚持反日。英国在中国能获取巨大的利益,因此对于日本和美国可能发生的冲突,充满了焦虑。伦敦方面不愿意抛弃自己的日本盟友,同时又不确定美国的真正意图。

在凡尔赛,美国国务院顾问弗兰克·波尔克(Frank Polk)警告说,中日两国有可能联合起来,对西方国家在亚洲的特权发动全面进攻。在日本的支持下,北京政府会要求对条约进行全面修订。他认为,这样的要求完全符合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的新话语体系,但这些要求是“白色人种的国家无法答应的”,除非他们放弃自己对东亚的控制。

考虑到这种不确定性,美国人非常乐意将巴黎的谈判变成一个日本与中国对抗的舞台。1919年1月27日,在威尔逊总统的坚持下,当日本直接提出要获得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时,中国代表团也在场。美国人随即指示中国代表团里以顾维钧为首的、口才最好的人,按照预先的安排,向东京方面表达了愤怒。顾维钧展现出他所受过的美国法律训练,引用“情势变更原则”,提出当签约时的条件被推翻时,条约也可以被推翻(注:指中国对德宣战后,中德之间的一切条约已经作废,故不存在将德国在山东的租借地和权利转交日本的问题)。西方代表们对他的流利表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有了美国的认可,看起来中国会在外交上赢得一场对日本的巨大胜利。

美国总统威尔逊

1918年9月,寺内政府曾获得段祺瑞签署的一项谅解,同意日本在山东驻军,以换取一大笔新的西原贷款,同时日本承诺将支持中国政府修改所有不平等条约的运动。英国和法国都在1917年1月承认了日本的要求,以换取日本在地中海提供海军援助。这些与北京、巴黎和伦敦方面的约定被披露出来之后,关于山东问题的第一场辩论陷入了尴尬的停顿。

为了符合“时代精神”,日本政府派出了一个亲西方的、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。但巴黎和会的前几天,却让东京方面的代表大惊失色,苦不堪言。日本人承认了威尔逊的“十四点原则”,但他们没有想到整个和会都采用自由主义原则。他们显然没料到要当着中国人的面提出自己的要求。西方国家的意图是什么?他们真的想要建立起一个更加公平的国际秩序吗,还是像日本右翼人士所怀疑的那样,想要“定格现状,压制二等国家与低等民族的发展”?

正是由于这种不确定,使得日本坚持要在《国际联盟盟约》中写入种族平等的内容,就显得格外重要。正如西方战略家怀疑的,这包含着泛亚细亚主义的诉求,同时会平衡日本作为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形象。

那么,西方人会如何回应呢?

二、日本与英国的冲突

早在2月9日,美国法律专家戴维·H.米勒(David H. Miller)就记录了豪斯上校(美国外交家,威尔逊总统的智囊)和贝尔福勋爵(英国外交大臣)的一次坦率交谈。为了在日本人面前先发制人,豪斯试图说服贝尔福,对盟约进行一项修改,在其序言中加入一句引自《独立宣言》的话,意思是说人人生而平等。“

贝尔福的反应让人吃惊。他反驳说,声称人人生而平等,“这是18世纪的论调了,他才不相信这是真的”。19世纪的达尔文革命已经教给了人们其他东西。我们也许能宣称,“在某种意义上……某个民族的所有人生而平等”,但如果宣称“中非人与欧洲人生来平等”,在贝尔福看来,这明显就是胡说八道。

对于这一不同寻常的抨击,豪斯并没有立刻反驳。他不打算对中非的说法表示不同意见,但他指出,“他不知道对日政策该如何继续下去”,日本是一个成长中的民族,他们已经充分开发了自己的领土,现在需要扩张的空间。他们不被允许进入“任何白人国家”、西伯利亚,以及非洲。他们该去哪里呢?“他们总得有地方去”。

作为英日同盟坚定的拥护者,贝尔福对于日本所面临的困境“持有深切的同情”。但他脑子里总想着中非,因此不能承认平等的普遍原则,必须想出其他办法来满足日本的利益。贝尔福认为日本可能是在为非洲说话,这种想法毫无疑问会让东京方面感到恼怒。欧亚关系,特别是亚洲人加入欧洲人,共同安排遗留的世界未决地区的权利正在经受考验。

英国外交大臣贝尔福

尽管第一次尝试受阻,但日本代表团并未放弃。3月底,他们提出了一个新的提案,做了一些让步,删去了所有提到种族的地方,只要求在国家范围内实行非歧视原则。但这次他们发现自己被困在了大英帝国复杂的国际政治之中。反对日本第一次修订方案的,正是英国代表团的负责人罗伯特·塞西尔和贝尔福勋爵。然而,在受到压力时,英国人坚持说,真正的阻碍不是他们,而是澳大利亚。这就让日本代表团的压力更大了。他们该如何向日本民众解释,一个明显如此重要的原则没能获得成功,是因为像澳大利亚这样无足轻重的国家表示反对?伦敦方面坚持白人统治权。美国总统威尔逊在这个问题上也十分乐于支持澳大利亚。让大英帝国站在反对的最前沿,显然会带来巨大的便利。

在4月11日国际联盟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上,整个事件出现了最可耻的一幕。日本人已经做出让步,只要求修改序言,号召“公正对待所有国民”。这样,他们就能在委员会中获得绝对多数的支持。正如法国人所说,这是“一个体现了无可争辩的公正原则的修订”,他们不想让伦敦方面难堪,但“根本不可能投反对票”。当日本人提出要求投票表决时,他们的对手觉得十分惭愧,以致要求自己的反对票不被正式记录在案。记录显示,只有臭名昭著的波兰代表、反犹人士罗曼·德莫夫斯基(Roman Dmowski)跟英国一样投了反对票。这迫使威尔逊行使自己作为主席的权力,以需要全体一致同意为由,否定了修订要求。

也就是说,尽管得到了绝对多数的支持,日本人的提议还是未能通过。

三、日本与中国的冲突

亚洲的和平进程,一直没能从日本在《国际联盟盟约》上所遭受的羞辱中恢复过来。

4月21日,在种族平等提议被美国和英国否决之后十天,日本的外交咨询委员会在东京召开会议,规划他们在最后一轮谈判中的战略。考虑到在盟约问题上所遭受的羞辱,委员会决定,如果和会不把德国在中国山东半岛的租借地交给日本,日本就必须威胁退出会议。更早一些在巴黎的谈判中,日本分得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岛屿,与英国和法国一起成为托管国。但中国更加重要。外相内田子爵给代表团发去电报,表示“为了维护我国政府的尊严,没有任何安抚性调整的余地”。

不出日本人所料,当他们在4月末重新回到这个问题上时,西方国家提议说,山东应该被“国际化”,应建立起类似托管的机制。托管模式是扬·史末资提出的,用于解决中欧的问题,但在那里遭到了拒绝。1月时,这一模式被用来在大英帝国、法国和日本之间分配德国和奥斯曼帝国残存的领土。但山东是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,日本愤怒地拒绝了任何类似的想法,声称托管是用于“殖民地……当地民众还未进入现代文明……在一个像中国这样有着发达文化的国家”,应该施用完全不一样的原则。

威尔逊竭尽全力,不想看到日本和意大利在一周之内都退出和会(注:1919年4月24日意大利正式宣布退出)。4月22日,讨论明显朝着有利于日本的方向扭转。中国代表团被告知,尽管他们获得了西方国家的同情,但他们必须意识到,自己受到之前与日本所签条约的约束。为了缓和对中国造成的打击,在英国建议下,双方达成妥协,日本公开说明它只想继承德国在山东的经济特权,放弃任何想要长期控制该片领土的意愿。但考虑到双方激动的情绪,这显然是远远不够的。即使威尔逊专门派人表示歉意,也没能阻止中国代表向四人会议(Council of Four)提交了一份援引“十四点原则”的正式抗议书。

事情似乎到此结束了。可中国的反应却改变了局势。自1915年屈辱的日本“二十一条”最后通牒开始,中国的城市爆发了一波又一波的民族主义抗议运动。1919年5月4日,当日本在山东问题上获胜的消息传到中国,它所激起的怒火,表达出了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人所经历的全部挫折感。鉴于在巴黎披露出来的北京方面与日本达成的安排,这股怒火毫不意外地既指向国外,也指向国内。抗议运动最主要的口号就是双向的:“外争主权,内惩国贼。”在首都北京,日本西原借款主要的中间人、财政总长曹汝霖的住所被烧成了灰烬。当时在北京的学生中,至少有一半的人参加了抗议运动。

这场空前的抗议运动使巴黎的各位外交官感到十分棘手。顾维钧想尽一切办法,要让中国作为新秩序的创始成员国拥有一席之地,但如果不在山东问题上提出保留意见,他就不能在《凡尔赛和约》上签字——威尔逊与劳合·乔治排除了这种可能。如果给中国开绿灯,整个和会就有可能偏离正常轨道。

顾维钧

北京的外交部不得不向怒火中烧的各地方省市做出说明,为了利益的平衡,中国无论如何都应该在条约上签字。中国人设想,一旦获得国际联盟成员国的身份,其他国家就会投票选举自己进入国际联盟理事会,他们可以在那里寻求补救。然而,这一提议却引发了又一轮的运动和罢工。连在美国大学里学习的中国留学生,也急于为这场民族事业尽自己的绵薄之力,他们包围了美国国会,并发现共和党人异乎寻常地愿意做他们的听众——共和党人其实只是乐得指责威尔逊对“日本帝国主义”心慈手软。

6月10日,钱能训的内阁垮台;一天之后,徐世昌总统递交了辞呈。24日,中国政府宣布允许巴黎的代表团自行做出决定。27日和28日,先是北京政府,然后是巴黎的代表团,分别做出决定,中国不能在和约上签字。

四、日本对巴黎和会的不满

日本代表团签署了《凡尔赛和约》,日本由此获得了国际联盟内部理事会成员的位置。现在它作为大国的地位已经是无可争辩的了,但它所付出的代价也是巨大的。种族平等的要求被拒绝、对山东的要求遭到各种嘲讽,这两重经历在民族主义右翼中激起了暴力的反抗。

1919年年初,田中的部下、宇垣一成大将评论说:“英国和美国试图通过国际联盟限制其他国家的军事力量,同时又运用自己手里的好牌—资本主义,一点点地蚕食它们。在军事占领和资本主义侵蚀之间,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。”日本必须将手中的剑磨得更快,从而用自己的方式做出回应。

1921年10月,三位年轻的驻外武官在德国巴登—巴登(Baden-Baden)举行会面,讨论欧洲国家为日本提供了什么样的范例。对于这些日本右翼军国主义未来的领导人来说,鲁登道夫提出在庞大的全球大国集团之间发动全面战争的新时代,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的最激动人心的概念。对于战后初期身在德国的年轻日本军官来说,这就是他们所想象的日本的未来:与西方大国苦苦斗争。为了弥补物资上的不足,他们一方面要在中国建立专制区,另一方面用最高的武士精神团结军队,也就是“寻死的武士道”。

在这些年轻军官中,就有后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日本领导人东条英机。

本文节选自《滔天洪水:第一次世界大战与全球秩序的重建》。亚当·图兹著